从3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限制出口措施，到今日美国政府暂时解除针对中兴的贸易制裁，在近两周的时间里，中兴事件可谓是国内科技领域最重大的事件。

从事发当日起，中兴通讯就对事件做出了积极应对。据悉，中兴的工作组已经于17日启程赴美，18日华盛顿时间同美国商务部进行了工作会谈。在今日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网站发布公告称，将暂时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中兴官网也发布了“关于美国商务部临时解除出口限制措施的声明”，称“中兴通讯将致力履行承诺，继续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保持合作，并期待尽快从实体清单中彻底移除。目前美国商务部的决定，将使中兴通讯能继续践行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承诺。中兴通讯将恪守国际行业惯例及所在国法律法规，继续为世界通信进步做贡献”。

从3月7日遭制裁到今日解除制裁，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兴事件就取得了阶段性的解决，在过往的贸易摩擦中，这样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商务部解除对中兴的贸易制裁，从中美国家贸易层面来说，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于日后中美商务磋商也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就此事件两国政府多次互换意见，深入交流，在中美贸易的历史中实属罕见，这与中兴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息息相关。作为一家全球化的科技企业，中兴在海外市场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刚刚发布的2016 BrandZ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榜单中，中兴通讯排名第47位，并闯入“2016年中国品牌海外收入20强”和“品牌价值增长20强”，是海外营收占比排名第三的中国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中兴第二次入围该排行榜。同时，中兴通讯多年来坚持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据最新发布的专利数据，中兴通讯已经连续六年稳居PCT专利申请全球前三甲，也是中国唯一连续6年获此殊荣的企业。

这次中兴遭遇美国制裁一事，可谓旧账新算，老美这反射弧有点长，戏码也不新鲜，因为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兴在内的诸多高科技企业与制造业都在美国遭受歧视性调查与故意打击。例如2012年10月，美国甚至动用美国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来发布报告，指称华为、中兴产品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但这次中兴遭遇美国制裁一事，出人意料之处在于美国出手很重，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中兴通讯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兴公司采取限制出口措施，这对中兴等企业而言在购买高通等公司的半导体芯片时必然大受影响。

此事件发生当天，正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答“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相关问题时主动提到中兴事件，王毅称，“这不是一个处理经贸矛盾的正确做法，损人而且不利己”。

3月14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再次向美方表达了立场：美方根据其国内法，对中兴的出口进行限制，并且把中兴列入“实体清单”当中。中方对此表示高度的关注、强烈的不满。

从中国政府到民间人士，对于中兴被美国制裁一事都表示了声援。美国与伊朗打架，中兴躺枪，虽然真相并不复杂，但这次事件也给国内企业提了个醒，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急需加速。只有不受制于人，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现在已经到了挺起中国制造业脊梁的关键时刻。

打击高科技企业已成某种“常态”

不止是中兴，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的打击困境非常之多。就在不久前，紫光收购美国硬盘厂商西部数据的并购合同，因需要履行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程序而被取消。

在阻挠中国企业入美一事上，“国家安全”历来是常打常新，并能博得政治资本的一张牌。这次正值美国大选期间，也是中国两会之时，美国玩出这么一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常态”。

但在常态之外，我们仍能看出美国瞄准的方向，那就是高科技企业以及制造业。

2006年3月，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后，因“威胁国家安全”之由，被要求取消美国国务院的设备订单。2011年，华为和中兴通讯投标赢得美国第三大电信设备商Sprint的超级大单之后，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从2011年2月起，美国国会就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通信安全。在此期间，华为和中兴一直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各项调查。

2012年的9月13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就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接受质询。华为和中兴分别派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和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参加听证会，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在美国国会参加此类听证。在那次听证会上，对于美国众议院的刁难，华为和中兴都表示，自身的产品并不存在威胁美国国家通讯安全的地方。

去年4月，连续四次蝉联超级计算机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也遭遇了一场“政治秀”。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决定拒绝英特尔公司向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出售至强芯片用于天河二号系统升级的申请。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广州中心、天津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四家国家超算中心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美国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这4家中国超算中心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曾于今年2月18日发布一份通知称，使用了两款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的天河二号和早先的天河1号A系统，“据信被用于核爆炸模拟”。

除了对中国大陆企业以安全为名义进行各种打压，日、韩的制造业同样面临如此因境，2009年-2011年的丰田事件全球瞩目，美国称，丰田汽车的电子系统存在缺陷，足以导致汽车突然加速引发事故，并牵扯出政治献金等系列“丑闻”。丰田、三星、任天堂、松下、东芝等企业都先后遭到美国调查。

连通信制造业的百年老店爱立信也不能幸免，2012年爱立信因违反美国对古巴出口限制被罚175万美元，原因是“私自将古巴的破损设备去除可识别标志并伪造文件后运到美国整修，修好后再经由巴拿马运往古巴，违反了美国对古巴的出口限制。”只要是高科技企业，只要“不听美国的话”，都有可能被修理。

从上述企业以及事件中不难看出，美国针对高科技企业以及制造业的连番打击，表面是一直以来的霸权，但骨子里其实也是一种恐慌，因为美国意欲捍卫自己所谓“高科技主权”。这几年，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崛起非常警惕。中兴、华为已经成为被美国拒之门外的常客，现在紫光等其它中国企业也同样遭遇了入美危机。

尤其是“棱镜门”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在科技领域正在进行的去IOE行动，让中国科技企业在信息基础设备领域不断脱离“美国控制”，这必将大大影响部分美国公司的在华利益。

可以说，这次美国将中兴列入“实体清单”，其实正是给中国政府以及所有中国企业的警告，同时也是捍卫其 “高科技主权”的图谋：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随时都在处心积虑地使用各种手段保持其所拥有至高无上的信息产业链顶端优势。

高门槛的美国之路荆棘密布

能进入美国市场，还能“攻下”美国市场，比同样在欧洲市场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要大得多。

2010年时，HTC是美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占据23%的市场份额。于是随后开始了长达两件多的HTC与苹果的所谓“专利纠纷”，到2012年11月专利纠纷达成和解协议时，当年前三个季度的HTC美国市场占有率已经降至6.2%。从23%降到6.2%，就其实才是所谓专利纠纷的结果。

面对台湾企业挥舞的专利大棒，让后进入美国的中国大陆企业有所警醒，在此经验之上，虽然没有面临专利问题，但同样走得异常艰难。

就以2012年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那次为例，当时中兴在声明中强调，2012年之前，中兴通讯已经在美国芯片及设备上投入140亿美元，并为美国市场直接或间接创造了2万个就业岗位。同样的，华为在今年2月份曾宣布，与美国高通、Broadcom等科技企业签署为期三年、金额达60亿美元的芯片组和元器件采购合同。

中国企业的“仗义”，却得到了如此的岐视，强调自由贸易的美国却使出如此保护主义的大棒。

中国企业的通信设备入美无望之下，中兴则是在终端上发力美国市场。中兴选择了一条差异化之路，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打造了AXON等多款在全球都极具创新性的终端产品，并抓住了美国预付费市场的机会。

受运营商整合和终端补贴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北美预付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展，但许多厂商却未对其给予足够重视。中兴瞅准了这一市场机遇，加大了在美国预付费手机领域的投入，重拳出击，成为美国预付费手机市场上仅次于三星的第二大手机厂商，把控了这一市场19.4%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托，迅速切入了后付费市场。

目前，在美国整体手机市场上，中兴也已成功打入前四，市场份额紧随三星、苹果和LG之后，成为美国市场上份额最高的中国手机厂商。

为了提高在美国市场的知名度，过去两年中兴与NBA的休斯顿火箭队、纽约尼克斯队以及多种体育赛事进行合作，投入巨大。据美国参议院记录显示，中兴为了赢得批评人士的支持，仅在华盛顿的游说支出费用，从2011年的17万美元提升至2014年的95万美元。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就在中兴手机借助勾拳迂回战略，走到了美国市场拓展的上升通道时，却兜头遭遇了来自美国的制裁，其背后的动机可想而知。

中国半导体产业急需加速

只有不受制于人，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次中兴事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半导体芯片的采购。中国在半导体上游方面落后于美欧日韩等厂商，这的确是中国制造业的软肋。

数据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高达3200亿美元，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国，但国产芯片的市场份额只占10%。全球77%的手机是中国制造，但其中不到3%的手机芯片是国产的。随着中国手机产业的加速，对芯片进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企业每年进口需要消耗2000多亿美元外汇，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第一大进口商品。2015年，中国的内资和外资厂商共计使用1450亿美元的各类芯片，但中国本土芯片行业的供给率尚不足10%，在一些高价值的芯片领域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众所周知，芯片技术的突破难度非常之大，这也是美国敢于叫板的原因。事实上，我国对于芯片核心技术产业的重视已经开始。

首先在政策层面。2015年我国政府对进口额和利润率等重要指标进行了调整，并制定了新目标：10年内将芯片内需市场自制率提升到70%。

其次在企业层面。很多国产厂商也在加紧研发，大力发展芯片产业。2015年海思和展讯在商业上都实现突破——根据IC Insights发布 2015 年全球前十大IC设计商排行与整体销售排名，海思和展讯双双挤入前10。尤其是展讯在被紫光收购后，发展迅速。另外，国内企业也开始谋划物联网时代的未来芯片布局，从不同领域开始加紧研发，持续用国产芯片逐渐替代外国芯片。这在智能手机、可穿戴、物联网这些方面已经有所体现。

第三，在应用层面。相比以前，今天的整机厂商更愿意主动尝试国产芯片，如小米、乐视等企业都开始为国产芯片商提供沙场竞争的机会。

中兴事件再次警醒中国产业界，在规则受控于人的不公平的棋局中，没有幸存者，没有侥幸逃脱的企业。只有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中国半导体芯片领域才能加速发展。其实不止如此，加大科技行业的自主力度，还应该更广泛深入。事实上，自“棱镜门”事件后，我国从政策层面和国家安全法方面都开始了更大力度的自主可控产品的布局。如国家发改委安全专项支持了多项信息系统示范工程项目，各级政务部门对自主可控安全产品采购量逐年增加。

美国伊朗博弈，招致中兴无辜躺枪。说到底，这还是旧冷战时代的很OUT、很LOW的打法。在移动互联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合作共同发展才是上策。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中国政府也多次公开表明不走传统大国扩张称霸的老路，而是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及企业精诚合作，共同进步，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中寻求各方包括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这才应该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大家共同遵守的主流正旋律。

另一方面看，中兴事件也是一个契机，如果借此能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加速发展，这不失为这一事件带来的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