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4岁的谢尔盖·布林和25岁的拉里·佩奇，在美国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创建了谷歌，为一个全球互联网巨头和伟大企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018年谷歌即将迎来20周年的纪念时刻，但这却是在它内部人员和外部形象接连受损的情况下。
5月份数千名谷歌员工抵制公司参与Maven项目，迫于舆论压力，CEO皮查伊宣布将不再与政府签订新的合作计划。但仅仅一个月后，意在帮助公司赢得军方合同的“Air Gap”安全工具,再次引发了争议，云端部门一群关键工程师拒绝开发，成为谷歌争夺敏合同的又一个障碍。
“do not be evil（不作恶）”曾长时间是谷歌的信条，但连续两次违背这一原则的事件发生，谷歌员工恐慌的不只是AI的武器化应用，也是公司公信力和决策透明度的问题。
当谷歌不再顾及员工的反应，这还是曾经被硅谷所推崇的谷歌吗？
“不作恶”已不符合谷歌的发展诉求？
对于谷歌参与Project Maven计划，5月份掀起的集体辞职事件最后以员工的胜利作为结束，尽管这件事使谷歌一度陷入争议，但因“民意”而改变公司最高决策，这种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做法还是令其赞誉不少。
尤其是这一事件引发谷歌制定了AI指导原则，这对于AI技术应用道德问题的讨论和推进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
然而这一事件在谷歌内部引起的恐慌远没有消失。除了云计算部门以外的大多数员工，在签署合同之前的两个月至五个月之内都不知道合同存在的问题，几位抗议的员工表示高层决策的透明度和信息传递，已经受到阻碍。
与之相对地，李飞飞代表的管理层则在小心翼翼地回避敏感、保守合同，她曾建议“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要避免提及或者使用到AI这两个字。
这背后一方面或许是避免媒体过度猜疑，但另一方面也是明知谷歌与军方的合作可能破坏“不作恶”的信条，引起员工反对，这才对内部保密。
19年前，谷歌早期的工程师阿米特·帕特尔，担心商业人士的加盟会影响谷歌技术中立的态度，甚至迫于客户的要求更改搜索结果排名，由此在白板上留下了“永不作恶”的声明。
对于一个刚刚起步一年的初创企业来讲，谷歌未免显得太过理想主义，但同作为搜索引擎起家的百度，正遭受竞价排名带来的恶果，不得不说，谷歌创始人的远见和原则非一般人可比。
只是这项被信奉了将近20年之久的企业宗旨，正面临背弃危机，而且是因为AI武器化这一为技术人员无法接受的应用场景。虽然不排除谷歌政治压力增加的原因，可追根究底可能还是要归结于商业利益。
作为AI技术研发的最前沿领导者，谷歌不得不面临落地应用的商业难题，而与军方合作意味着能获得长期且价值高昂的合同。
《The Verge》曾指出，虽然谷歌这次的合同仅值900万美元，但这能给谷歌未来获得更多合同开启良好开端。李飞飞也曾建议谷歌内部将这次的合作描绘成是谷歌云平台的重大胜利。
无独有偶，谷歌时隔两年再次把AI部门独立，被解读为走向商用的重要一步，据外媒最新消息称，谷歌已经将“创造营收”做为其AI业务的一大新目标，开始将技术研发成果进行商业化落地。
谷歌在变，“不作恶”的信条也到了适时而变的地步了？
出现消融迹象的创新文化
当初“不作恶”囊括了谷歌起步时订立的其它基础原则，而作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信条长期延续，可以说它已经渗入到谷歌的企业文化当中。
如果这一宗旨真的要让位于利益考量，这只能归咎于商业逐利的法则，又或者从技术角度出发，这是AI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分歧。
只不过，更被担忧的还包括谷歌的自由和创新，是否也在20年间内遭遇削弱？
乔布斯曾说：“收购意味着公司内部创新能力的衰竭”，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很多谷歌服务都由收购而来，包括Android、YouTube、Nest，以及帮助谷歌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维持领先地位的技术，比如Deepmind、API.AI、Boston Dynamics等等。
当然，谷歌内部孵化的项目依旧并行不悖，可收购项目权重的增加，令外界怀疑谷歌是不是到了依靠投资来获得外部能力的地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向以内部创新为主的谷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造一个影响力达世界级的产品了，反而其旗下Blogger的创始人和产品经理，辞职后创立了Twitter，还有一些离职员工创建了Instagram。
今年年初，一位在谷歌工作13年而后离职的前工程师撰文称，谷歌正成为一家将全部关注重点放在竞争对手而非用户身上、且“不再具备创新力”的公司。
想来谷歌也开始面对外界的创新质疑，这在苹果身上已经时有发生，只不过谷歌因偏向纯技术性公司，反而不易被察觉。
内部与外部的反差，还要从露丝·波拉特担任CFO和谷歌重组说起。
2015年波拉特进入谷歌，便立刻投入到了Alphabet成立后的重组工作中，本身谷歌内部关于这次重组已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波拉特带来的新规范更加重了紧张情绪。尤其是为了整理出漂亮的财报，一些负责探索性项目的部门在保持收支平衡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波拉特的团队定期与其他业务部门开会，审查它们的收入和支出，并敦促他们做出权衡取舍。
谷歌创建十几年来首次迎来了大规模的成本削减，公司的一些创新人士则担心，Alphabet这种财政紧缩的做法，可能会在无意中扼杀了下一个伟大的创新。而这种担心已经映射到现实中，谷歌目前一些缺乏商业化前景的研发项目陆续被抛弃。
这个时候，谷歌外部收购的步伐越来越紧凑，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内部创新在支持力度减弱的情况下可能受到影响。
佩奇“放羊”式管理，在道德危机下失语？
据最新消息，谷歌内部长达数月的纠纷，可能会使明星员工李飞飞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虽然尚不清楚她是否直接参与了军事合同的竞标，但在被泄露的邮件中，其言论已经不能和之前作为“向善AI”的布道者相符合。
若真是如此，谷歌为这次合同丧失的不只是“不作恶”的原则，还有世界最顶尖的AI技术人才。
李飞飞当然不可能是这项合同的最终决定者，但她的去留很可能作为谷歌应对AI引发道德危机的一次表态。实际上这本该由最能代表谷歌的人来传达，可佩奇的沉默寡言和失语令外界的质疑声更盛。
佩奇自离开谷歌CEO这个职位，就更少出现在聚光灯下，同样也鲜有发言。
去年，谷歌员工们就特朗普提议的移民政策改革进行抗议，皮查伊和布林在大规模员工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但佩奇没有参加。
当联邦政府指责Alphabet系统性地降低女性薪酬时，Alphabet的发言人已经准备好声明，称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但佩奇同样没有表态。施密特于去年12月份辞去执行董事长职务，这位老将的离开也没能让佩奇“有感而发”。
如今，参与Project Maven一事令谷歌陷入舆论危机，据Gizmodo透露，谷歌云计算业务首席执行官、Alphabet董事会成员黛安·格林，曾为谷歌参与Project Maven的决定进行辩护，现在李飞飞或将受此牵连，外界亟需佩奇的一个解释或保证。
长期以来，佩奇是一个非典型成功创业者和领导人，既不花费时间宣讲或介绍产品，也不热衷于公司管理和斗争，可以说谷歌重组对他个人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远离聚光灯，成为一个技术关注者。
佩奇在致投资者的信中写道，“谷歌的模式就是让更强大的首席执行官来运营每项业务，谢尔盖和我则在有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
这个任何一个互联网巨头中都极为罕见，可能也正是因为佩奇的放开，才使得谷歌的企业文化一直都是开放和自由。
但如今这种文化已经显露出一些危机。
最近，谷歌的许多工程师和其他员工纷纷离开，加入Facebook这样更年轻的竞争对手和Uber这样的初创公司，佩奇担心“公司已经成了一个让企业家很难待下去的地方”。
更严重的则是Project Maven合同所反映出的“利润高于原则”的态度，令本就对AI抱有危机的用户，陷入更深的忧虑。
佩奇这时候的沉默显然不是有利信号，可能是妥协，也可能是认可。
谷歌20岁了，这在互联网企业的生命周期中已经算是“中年”，当渐渐有人把谷歌和微软联系起来，或许谷歌也驶入了己身的危险期。
【钛媒体作者介绍：歪道道，独立撰稿人，互联网与科技圈深度观察者。同名微信公众号：歪道道（wddtalk）。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