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总是要发展成这样的。杰克·凯鲁亚克在他那本著名的《在路上》里说，“我一辈子都喜欢跟着让我感觉有兴趣的人，因为在我心目中，真正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热爱生活、爱聊天，不露锋芒希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疲倦，从不讲那些平凡的东西。”

坐在我对面的林客是个90后，是广东一所知名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在读生，大四实习无课，来到北京。他尚未踏入社会，也没有进入过职场，却已经是一个小型工作室的老板，典型的创业者。他手持两台手机，两个Pad，设备的屏幕永远处于点亮的状态。他的生意就是围绕社交平台展开的，而最主要的就是依靠微信所获得的各种盈利的机会。

林客的工作室共有4个人，主要是他大学寝室的同学，从两年前开始他们就共同经营了800多个微信公众账号，拥有几十万个微信账号，还特地编写一套管理这些账号的“软件”用来提高效率。工作室的业务范围包括涨粉丝、公众号推广、代管企业服务号等，这些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每个月能带来几十万元的收入。

坐在中关村西大街某创业咖啡中悠哉品评咖啡的林客这次来京是见投资人的，有VC愿意扶持他们的工作室并注入资金。

根据最新的微信的官方数据，自2011年1月21日推出这款移动端的即时通讯软件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积了约8亿用户，其中日活跃用户3.96亿，远远超过美国总人口数，微信公众号数量600多万，估值三倍于此前被Facebook收购的WhatsApp。在一次微信新版本的发布会上，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表示微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入场券，所有的流量最终都要导向电商。

前半句话让社交再次成为必争的战场，后者则道出了腾讯的野心。只是有了过去十年QQ的经验后，这一次，小马哥并没有那么着急变现。在经历了五个大版本，十几个小版本的更新迭代后，微信在游戏规则和生态设计上且行且珍惜，既不会任意改变也不会轻易妥协。

林客自己也是微信的重度用户，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用手扫过设备的屏幕，刷新着每一条信息。在他那台被密集App包围的手机屏幕上，微信绿色的图标上排列显示了四位数的红色气泡。“如果是在平时，我一定会消掉它”，林客说，他承认自己有强迫症。

和在微信上风生水起，玲珑八面不同，林客在生活中是个羞涩的大男孩，戴着宽大的黑框眼镜，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他排斥大城市快速的节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坦承毕业以后并不会寻求在北上广的就业机会，因为家乡的生活环境更好。那是南方某二线城市，社交关系垂直简单，与他在微信上的社交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并不重叠。

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对社交持反感的态度，他独居寡住，经常在一个人在院子里看蚂蚁打架。当然他肯定也不会预见乔布斯和马化腾在一个半世纪后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作为超验主义代表和自然主义者，梭罗的社交观念是原始部落级别的。

互联网观察家、作家和菜头则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他是微博时代的重度用户，在某一天猛然发现“本想用微博填充碎片化的时间，结果是微博把时间碎片化了。”和菜头的担忧来自于文本阅读，“当我们试图进行深度阅读时，打算让自己稍微定神的那一刻，口袋里的手机再次振动起来，一条微信让你的注意力顷刻转移……”

在社会学家们看来，这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机器”绑架了整个社会的结果。以电影《黑客帝国》为喻，机器本来服务人类，而后却反噬成为人类的主人，形成了新的社会性格。

新的社交关系已经在城市中形成，单身男女们在各自哀叹难觅佳偶，朋友圈转发萌物、养生、代购的帖子成为常态。《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和《暖男》及相关啰嗦无营养的话题阅读转发千万，最终也不过《给段子手最好的回报或许不是哈哈哈哈哈哈》默默击溃。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承认，“通过技术是解决不了人们内心的情感需求的。”

微信带来的究竟是孤独症候群还是更有效的沟通方式，这个问题让林客思索了很久，他显然并没有把微信上的朋友与现实中相结合起来。

在约瑟夫·福加斯的那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书中，将人际交往的行为多数描述成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却极为复杂。书中所论述得人际交往活动的特点及交往策略，包括准确地观察他人、推断别人的意图、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形成亲密关系等。这些具体的“线下行为”显然无法在微信这样的社交工具上体现。

在此处结尾，我果然还是极为老套的搬出了一部电影来论证以上这些无法论证的观点。作为最近受到广泛追捧的一部电影，《她》（Her）讲述的是一个宅男爱上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的老套故事，故事是以宅男“发现”人工智能爱上他的同时也爱上了另外461个人而告终。当然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林客最终和他要见的投资人最终不欢而散，因为见面后投资人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孩显然和微信后面成熟稳重的创业男有所差距。

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好的结局，只是，这不会成为林客弃用社交工具的理由，“没有微信的日子我无法想象。”他说。